斯坦福教授联名公开信：停止塑造对华人偏见的“中国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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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个川普时期司法部发起的成为中国行动计划的项目，名义上是以寻找外国在美国的商业间谍为使命，但是实际上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变味，逐步限于种族定性和对部分科学家的迫害。
近日，一群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要求司法部停止在美国大学中寻找中国间谍，以结束川普时期实行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在声明中，他们表示这项计划造成了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引发了人们对种族身份背景的担忧，并同时在损害美国的研究能力和科技竞争力。
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对一名研究人员的首次审判在6月，以陪审团的僵局结束。在联邦调查局对潜在的间谍活动调查失败后，该部门以欺诈和虚假陈述的罪名起诉了学者胡安明。与其他几个涉及中国行动计划下的华裔研究人员的案件一样，当局似乎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合理的职权范围。
胡安明案件的终结
9月9日，经过至少四年的调查和审判，田纳西州的一名联邦法官宣布，胡安明教授无罪。胡教授曾任田纳西大学（UT）诺克维尔分校的教授，也是美国国家宇航局的研究员，对他的所有指控均不成立。他是在2020年2月，因为未在提交给学校的利益冲突表格上披露与中国一所大学的关系，而遭到联邦起诉，被控电汇欺诈(wire frand)和虚假陈述罪(false statement)。
电汇欺诈是一种涉及使用某种形式的电信或互联网的欺诈。这种类型的犯罪可以利用任何和所有形式的电子媒体，包括电话或传真机，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或短信和文本消息。
两年来，联邦政府以间谍罪将胡博士拖入调查，这使他失去了在田纳西大学UT的教授职位。去年，联邦调查局（FBI）没有足够的证据提出间谍罪指控，而是对这位加拿大华人提出了电汇欺诈和虚假陈述的指控。
当对学者提出指控时，一般都是源于虚假陈述或欺诈，就像胡安明的案件中所指控的那样。即使没有特殊的加重因素，这些罪行可能被判处的刑罚也是很严厉的：电汇欺诈最高可判处20年，虚假陈述最高可判处5年，经费欺诈最高可判处10年。
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这些刑罚往往被怀疑与被指控的行为严重不相称。例如郑颂国教授承认他在申请联邦资金期间撒谎，向联邦政府提供虚假陈述，以便利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提供的约41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发展中国在风湿病学和免疫学领域的专业知识。据报道，因为郑教授是在逃回国时被捕，迫于压力的他可能选择了通过认罪协议（Plea Bargain）和起诉方达成和解，因此不排除最终得到的罪行超出了本身仅有“虚假陈述”的指控，而这也意味着郑教授可能面临了更为严苛的刑罚。
今年6月，联邦调查局特工Kujtim Sadiku错误地指控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的胡安明为间谍，并利用毫无根据的信息将他和他的儿子列入联邦禁飞名单。该特工声称，他对胡安明的调查与司法部的中国行动计划无关。
斯坦福大学教授联名发布公开信谴责“中国行动计划”
根据9月8日，177名斯坦福大学教师联署的一封公开信，见于网站（https://sites.google.com/view/winds-of-freedom），“中国行动计划”是川普时期的司法部在2018年开始的，旨在打击大国在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的一项计划，旨在防止大国盗窃美国技术，并保持对大国的优势，但此后大大偏离了其声称的使命。
在司法部官网的介绍中，明确将实验室、大学及军工行业中的研究人员列为了目标之一。
来源：https://www.justice.gov/nsd/information-about-department-justice-s-china-initiative-and-compilation-china-related
信中说，“它正在损害美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竞争力，也在主张偏见，这反过来又助长了对种族定性的担忧。
据伯克利大学教授，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得主兰迪·谢克曼(Randy Schekman)的说法，这封信现在得到了约140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的支持，他们从上周末开始签署这封信。
“在许多情况下，联邦的反应似乎是不相称和不恰当的，在某些情况下，与中国行动计划有关的联邦特工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起诉了研究人员”，教授们写道，“此外，种族定性，即使是在追求正义的前提下，既不符合美国法律，也不符合我们社会的基本准则。”
除了他们所描述的该计划的歧视性质外，教授们还认为，当一名教师被调查时，其他许多教育工作者尽管没有错误行为的前科，却也感到受到威胁。
他们补充说，第二，在大多数涉及学术界的中国计划案件中，被指控的罪行与科学间谍或只是产权盗窃被没有什么关系，大多数起诉针对的是不正当行为，如未披露外国的任命或者资金。虽然这类问题应该得到解决，但是不应该跟国家安全混为一谈。
“我们强烈敦促终止中国行动计划，并制定一个替代的对策来应对与大国的关系所带来的挑战，一个避免种族定性以及阻止获益，但是保持重要合作以及人才流入的对策。”
“我认为联邦调查局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做的是吓唬人 — 调查人们并审问他们。这对国家是有害的，”斯坦福大学负责自然科学的高级副院长和这封信的组织者彼得·迈克尔森说。
另一位公开信的组织者，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史蒂文·基弗尔森说，他参与公开信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华裔同事因该计划而遭受到敌视环境的痛苦。
美国前能源部长，诺贝尔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教授朱棣文说，该计划非但不能保护美国在技术方面的优势，反而有可能破坏美国在科学方面的领先地位。
朱棣文，图源：greentechmedia.com
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吸引人类最聪明的大脑来做贡献，现在真的想把它丢掉吗？”
“我们要求司法部调查相关政府机构的不当行为，颁布暂停中国行动计划的所有未决案件，并要求白宫终止中国行动计划”，美国华人联合会(UCA) 的主席薛海培说。
今年8月，也就是斯坦福教授的联名信发出之前，由包括Stop AAPI Hate 等20多个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组织组成的团体向拜登总统发出一封信，敦促他打击反亚裔仇恨和暴力。这些组织将 “中国行动计划” 列为拜登应该终止的政策，以抗击针对亚裔的歧视。
当被问及对“中国行动计划”的评论时，司法部发言人Wyn Hornbuckle说，政府致力于打击外国政府破坏美国国家安全和损害我们经济的非法行为”，同时承认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的威胁，她说，我们认真对待对歧视的关切。
司法部已经公布了至少27个与该计划有关的案件的细节，其中结果包括一些认罪，一些案件被撤销，还有一些还在进行中。
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一些教授在被指控者当中，去年被指控的五名中国科学家是访问学者，这些指控在今年七月撤诉。
“中国行动计划” 正在塑造一种针对华人的偏见
司法部国家安全司详细介绍了“中国行动计划”计划的组成部分，指出“中国行动计划”的一些目的是为了打击外国政府的间谍活动，保护美国的“国家财产”。但是当正如许多批评者指出的那样，由于检控官过于热心和缺乏监督，“中国行动计划”已经变成了已成为了演戏和表演而进行的种族定性的“猎巫行动”，毁掉了人们的职业生涯，是人们的生活发生了颠覆。它使很多在美华人，以及在美国工作的亚裔学者和科学家感到恐惧和焦虑，他们被错误地当成了Covid-19的替罪羊，而且他们还在继续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和创新做贡献。
联邦调查局根据该计划进行的数千次调查并没有发现研究人员中普遍存在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普林斯顿大学的助理教授Rory Truex解释说，2019年和2020年根据该计划进行的20个月的调查导致了对10所美国 大学或研究机构，其中只有三个涉及间谍、盗窃或转让知识产权的证据：“鉴于美国大学研究生或以上级别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约有10.7万名中国公民，目前[司法部]的指控意味着这一人群的犯罪率为0.0000934，不到1/10000。”
哪怕不会最终定罪，这种调查带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比如去年年底，华人教授陈刚、陶丰和成正东相继被美国司法部调查。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重大影响。这种“种族定性”如不能及时阻止，就有扩大化，乃至污名化整个华人研究人员群体的危险，最可怕的是，它会演变成“只要是中国学者，就是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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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质疑严厉的刑事处罚是否适合该计划下基于披露的案件外，人们还担心许多被调查和指控的人的共同特征。对于美国公民与自由联盟和亚裔美国人促进正义组织提出的《信息自由法》要求，联邦调查局没有确定或公布任何记录。司法部坚持认为，它只是在调查犯罪活动，尽管如此多的调查对象都是亚裔或者中国国籍，但是他们依然坚称不是因为他们是谁，而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
这种保证，加上政府声明大多数总过学生和学者不构成威胁，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国行动计划”的名义下加强调查，同时断断续续地告诉中国国籍或者族裔的人，这种努力并不真正针对他们，这与他们今天在美国的经历相矛盾。在胡安明的案件中，这也导致他被置于压力之下，充当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这是一种压力很大的胁迫形式，特别是对于那些依然要面对美国移民系统的人来说。
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承认，“种族主义是美国的问题”，拜登肯定了政府“有责任防止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不包容”。但是，将案件作为所谓中国威胁的一部分，描述了一种现实存在的排外的威胁，而不是关注对潜在刑事责任的独立判断。
Merrick Garland，图源：AP
例如在一月份宣布对一名中国国民的指控时，当时的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默斯(John Demers)说：“中国不能自己开发的东西，它通过别人非法获得。这是外国代理为促进别国的恶性利益而行事的又一个例子。” 一位联邦检察官在对入籍美国公民、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陈刚提出欺诈指控时断言：”申诉中的指控意味着这不仅仅是贪婪，而是对中国的忠诚。”
在 “中国行动计划 “保护伞下的这种负面描述破坏了《司法手册》的精神，其中规定检察官 “不应受到 “一个人的种族或民族血统的影响。即使政府保证不存在对某些群体的刻意关注，“受到影响”这个词也超出了明确的偏见，包括隐性偏见，这影响了执法，因为正如加兰所解释的，”每个人都有偏见”。该计划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框架淡化了无意识的偏见如何影响决策。例如，美国律师协会已经创建了关于检察官的固有态度如何影响行为并可能扭曲司法的资源。
解决偏见问题，不仅对维护公民权利很重要，而且对促进经济发展也很重要。胡安明案的错误审判发生在参议院向众议院提交大规模的《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之后，该法案将授权500多亿美元来加强科学和创新，同时加强研究安全。众议院选择将这个庞然大物分解成单独的法案，其中两项在6月底通过，以增加对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的经费。
无论立法的最终形式如何，美国司法部的总体目标都是为了应对ZG经济崛起带来的挑战。然而，“中国行动计划”威胁着美国立法者试图保护的创新。提高对安全问题认识的合理愿望已经矫枉过正，对美国保留和吸引其自身经济竞争力所需的研究人才的能力政治造成了寒蝉效应。
参考链接：
https://thehill.com/homenews/572023-stanford-professors-ask-doj-to-stop-looking-for-chinese-spies-at-universities-in-us
https://news.yahoo.com/stanford-professors-urge-u-end-110405079.html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7/22/china-initiative-espionage-mistrial-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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